采访、撰文：叶微蓝╱我们谈谈╱声音之中抵御孤独 何多苓：著名画家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、四川音乐学院研究生导师。生于成都，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研究生班。后在四川成都画院从事油画创作，1985年应美国马萨诸塞州艺术学院邀请赴美讲学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何多苓即以《春风已经苏醒》《青春》等作品轰动一时。曾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、铜奖，第七届全国美展铜奖，第22届蒙特卡洛国际艺术大奖赛摩纳哥政府奖。作品曾入选1982年巴黎春季沙龙、1986年在日本举办的亚洲美展。曾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展，1994年参加美术批评家年度提名展，1996年参加上海美术双年展，2012于北京中国美术馆和上海美术馆举行个展。作品为中国美术馆、福冈美术馆等海内外艺术机构和收藏家收藏。 采访手记：都说何多苓是“伤痕美术”的代表人物，他却不这样认为；他的画笔多诉诸个体，而当灾难来袭，他却投身社会；名利咫尺，他却说：“那不是我想要的”。作家洁尘说：“他就像老顽童周伯通，武功盖世，但始终拥有一颗赤子之心。” 俱为女子天地俱寂。一点蓝，一点灰。一点青，一点紫。它们自看不见的某处慢慢蒸腾，氤氲成一片迷离。那是一个敏感的、脆弱的、轻愁的、忧柔的，自给自足的女性世界。——四年前，我第一次看见何多苓的“兔子”系列，决定去采访他。何多苓的工作室在三圣乡。穿过百亩荷塘，就到了他的画室。 几年前的仲夏，伴着肖邦的夜曲，何多苓教授着学生。孩子们来去自如，笑语宴宴。画室外是葳蕤草木，蔚蓝泳池。和几年前相比，何多苓似乎没什么变化：仍然是一头卷发，牛仔裤，举止利落。他的画里人，皆为女子。 采访片段：何多苓：我觉得女性是世界中最美妙的客观存在。不管她的外貌，还有她的身体语言，还有她的内心世界......我觉得是宇宙一个奇迹性的存在。成都晚报：您是从审美的角度去看待。何多苓：完全审美的角度。这个角度我觉得是特别的，一个奇迹。我作为一个画家，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工具，我就表现这种美。这个美错综复杂。 成都晚报：您以前也说过，有的女性很漂亮，但是更适合做时装杂志的模特，不适合入画。有的没那么漂亮，却很入画。所谓的“美”和“漂亮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这个入画的标准又是什么？何多苓：并不是说通常的美人那种美感。这个有区别。我觉得这个美，它应该是一种全方位的。成都晚报：复杂的。 何多苓：复杂的，而且包括内心特质、个人表现的这种美。某种程度上是有缺陷的美。有一种冲击力。封面美人那种，她有一种标准，她的存在。我看过一个很有趣的关于美的一个测量。鼻子多长，嘴巴多大，都是标准化的。她相当于一个美人模子。画了很多大家公认的美人上去，果然都差不多。就是说他有个标准化。我觉得标准化是艺术的大敌。个性化的东西我觉得更重要。 芙蓉城里尽丹青何多苓：我是一个地道的成都人。成都这个地方对成都人气质上的影响还是多方面的。一个是它的天气，一个是它的地貌。它的生活方式很休闲。比较懒惰的。当然我说这个懒惰是褒义的懒惰。你看成都人跟重庆人的气质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的气质也是个典型的成都人。成都晚报：什么样的气质？何多苓：就是比较温和嘛。不极端，活得比较消极的感觉。成都晚报：所谓的消极在这里是一个褒义词。何多苓：对，是褒义。对于画画来说，我觉得还是很好。还是随遇而安的。成都晚报：那在画画当中，会体现出什么样的特质？何多苓：画画当中就体现出，不管是色彩，还是画面的一些情调、风格，都是比较中庸、比较平和、比较低调。画面也追求一种内在的东西。不是追求表面的喧哗。我觉得跟成都的某些气质还是比较吻合的。 成都晚报：记得当时画家毛焰要回中央美院，您劝他留在南京，说北京会毁了他。可能外人会觉得，中央美院是那么好的一个……何多苓：我当时跟他说的很极端。我说中央美院可能会毁掉他。成都晚报：为什么会这么说？何多苓：一个是北京那种气氛让人很难沉静下来。南京有点像成都。他可以静下来。成都晚报：南京很人文。何多苓：对。很人文。而且他在南京，可以一个人呆着画画，同行并不多，他又可以跟，南京的文人很多。 成都晚报：您觉得地域对画家……比如北京……何多苓：我觉得不适合画画。它那种江湖气太重了。作为一个年轻画家，在那里也许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就是一种功利的角度吧，容易成名，容易受到关注。在北京对事业有好处，机会很多。但是我觉得对画家来说，你要沉下来画画，不是一个好地方。包括上海也不是。成都、南京……比较合适。因为它是一个中型城市，不是政治商业中心。它比较边缘。成都晚报：有时边缘意味着自由。何多苓：对，边缘代表着自由。成都话说“梭边边”嘛。你可以想自己的事情，做自己的事，这点很重要。 年轮何多苓：年轻时候画画很纠结。成都晚报：您年轻时候的画有纠结和紧张，现在就相对平和。何多苓：现在纠结和紧张变得更少。很多事情就能放得下。成都晚报：现在和年轻时候相比，您对画画的态度，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？何多苓：有啊。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很重要。就是不再纠结了。至少不再有害了。 成都晚报：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：年轻时候，画画作为自己的信仰、生命......现在就是生活的很平常一部分？何多苓：对对。那时候对画画看得更极端一些。把它作为一种，好像艺术非常神圣啊这种，现在不是这么看。成都晚报：您觉得不属于神圣的一部分？何多苓：现在就觉得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它不一定是神圣的。画出来给观众看，它是一种体验。这种体验不一定是神圣的。不要用神圣、英雄主义……成都晚报：为什么一定要解构这种英雄主义呢？何多苓：我觉得要解构。其实严格说来，绘画跟其他娱乐方式也是一样。一种视觉的娱乐。你说它能够解决社会问题，跟生活息息相关，或者对世界产生很大的影响，我觉得有点过高估计画画的功能。 责任成都晚报：您觉得艺术家有没有义务参与到对社会的表达或者解答当中来？何多苓：有。大地震的时候，我当时不在成都。但我很快回来了，马上去了灾区，非常震撼。我一下觉得艺术很苍白。那时我第一次两个月没摸笔。成都晚报：您觉得艺术在灾难面前是苍白的?何多苓：非常苍白，非常无力。那时有整整两个月没摸笔。这在我学画到现在是绝无仅有的事情。成都晚报：您觉得这种艺术的表达不能够给他们带去安慰或者……何多苓：完全没有任何意义，我甚至觉得。所以那会我做的事情就是跑灾区，送东西啊，去看啊。 成都晚报：那个时候会怀疑画画的意义吗？何多苓：倒不怀疑绘画本身。但绘画的社会功能是非常苍白的。在大的灾难面前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当然遇到这么大灾难的时候，谁还去迷恋于绘画这种东西……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画家，作为一个四川人，我应该对此有自己的一种反应。你完全无动于衷是不好的。成都晚报：您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？何多苓：对。内心我觉得有这个义务。因为当时我在上海，很多朋友劝我，说成都肯定还有余震，你别回去了。你就在这呆一段时间，我们给你提供画室，你在这画画。但是我想我作为成都人——但这话没给他们讲，我作为成都人呆在外头，很耻辱。成都晚报：您觉得作为一个画家，这个时候要发出自己的声音。何多苓：当时还没这么想。但后来我觉得一定要发出这种声音。所有我刚才说我不愿被称为“伤痕艺术”，其实我的画没有直接表现民间疾苦或者社会问题这些东西，这个都不是我所要表现的。但是这次是个例外。成都晚报：为什么这次是个例外？何多苓：因为这个灾难太大了。不能置身事外。 隐于斯何多苓：我觉得自由高于一切。我说的是内心的自由。你让我每天开会我就不自由了。虽然那会有很大的损失。作为画家，你的市场也好，你的名气也好。都会有很大的损失。这些我都知道。但我觉得你什么事情都要付出代价的，不可能人生什么都是赢家，那不太可能。 成都晚报